安全会议：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呼吁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采取“痛苦”回应

德国 - 艾赫巴里通讯社

德国情报部门主管要求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采取“痛苦”的报复措施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惊人声明中，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标志着德国对俄安全政策可能发生的一个转折点。耶格尔呼吁停止仅仅记录俄罗斯的混合攻击，转而采取能造成显著后果的应对措施。BND主管表示：“我深信，我们应该更频繁地证明我们有能力做非常类似的事情，这样对方也能感受到痛苦。”这一立场突显了一个重要转变，正值德国政府对其情报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之际，旨在赋予其更果断的行动能力。

耶格尔的言论不仅仅是又一次安全政策声明；它们出现在一个关键时刻。德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对其情报部门进行根本性重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严格克制之后，部分原因是吸取了纳粹时代暴行的教训，BND 有望获得更广泛的行动授权。总理府将此称为“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改革立法可能在 2026 年前通过。

耶格尔在慕尼黑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他表示目前的威慑机制正在失败。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想继续仅仅观察和记录这些事态发展，还是已经达到了必须采取积极反制措施的阶段？”他的回答毫不含糊：“在我看来，该部门必须变得更加行动化，而且它将会如此。”

根据耶格尔的估计，俄罗斯拥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其中“全球有高达 60,000 名情报人员”，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合作者——前军事人员、采购助手和其他代理人”。他引用了联邦刑事警察局（BKA）令人担忧的数据，该局仅在 2025 年就记录了 3,021 起疑似破坏事件和 2,000 多个无人机地点。耶格尔补充说：“俄罗斯行动者及其 Telegram 代理人很可能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

具体而言，耶格尔将德国发生的 321 起疑似破坏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他概述了莫斯科的战略目标：瘫痪欧盟的决策能力，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影响欧洲的公众舆论。这些说法凸显了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多层面性质，它超越了传统的军事行动，还包括网络破坏、虚假信息宣传和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总理府正在积极着手授予新的权力。总理府负责人托尔斯滕·弗莱（Thorsten Frei）正在推动这一“范式转变”，他认为 BND “不应再仅仅旁观”，而应在特定情况下被授权主动采取行动。弗莱还倡导“干预性强访问”（intervention-intensive access），并解释说：“我们也必须使 BND 能够进行干预性强的访问。访问私人手机所涉及的侵入程度远大于访问半官方雇佣兵组织的服务器。”

可能前所未有的一步是，BND 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被授权在国内进行活动，例如“当有人定期入境德国准备进行破坏活动时”。然而，尽管言辞强硬，政府仍设定了明确的界限。弗莱一再强调，“杀戮许可证”（license to kill）明显不在计划之中。耶格尔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都提到了“非对称回应”（asymmetric responses）。克里斯特松举例包括制裁和网络攻击，而耶格尔则提到了针对破坏者加密货币钱包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CSU）正在计划进行立法修改，以实现“网络反击”（cyber counter-strikes）。他在 10 月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仅仅以最小的损害来承受网络攻击是远远不够的。”他提议，未来德国应能够“攻击针对德国的网络攻击的实施者，以阻止攻击和危险，即使他们的服务器位于联邦共和国之外”。多布林特澄清说，这并非“黑客反击”（hackbacks），而是旨在“阻止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的攻击”。他强调，目标是“纯粹的防御性打击，而非进攻性行动”。

这些拟议的权力扩张预计将引发政治争议。该计划包括将 BND 的监督权更紧密地整合到议会监督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ntrol Committee）中，并可能取消现有的 G10 委员会。来自反对派和执政联盟部分人士的批评者们已经开始质疑这一举措是否会真正加强监督。围绕 BND 的角色及其在国内的潜在行动，以及对数字通信进行更深层次的干预，也出现了宪法问题。政府希望避免修改《基本法》。

耶格尔还强调，威慑不应仅仅从操作层面来理解。“混合战争的威慑始于韧性，而韧性始于对俄罗斯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理解——这不仅在专家和政界人士之间，而且在大众中也如此。”他认为公众是实现这一理解的主要目标，并强调需要认识到“看似无关的混合活动是战略上相互关联的敌对行为”。

因此，围绕 BND 角色的辩论延伸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日益对抗的安全格局中，德国愿意走多远？其历史教训中哪些仍在界定其界限？德国安全战略中这一拟议的转变反映出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即应对混合威胁需要更强大、更果断的反应，同时必须在效率需求与对民主价值观和宪法原则的承诺之间取得审慎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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